梁鹏飞虽然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似乎早就料到有今日之结果一般，可实际上，右手挟着的雪茄烟灰不停地纷纷扬扬地散落到地面。“好，很好，方老四和叶正昌总算是不负重望，不过，朝庭那边难道就没有半点反应？”

“已经下了旨，调京营中的神机营七千、火器营三千和骁骑营两千和京师八旗……一共计两万五千余兵马，发兵满州，算算时间，现在怕是已经准备起启了。另外，原本设防于蒙满边界的八旗驻军，也抽调了五千兵马，拱卫盛京。另外，原本调出了满州，正在各地平叛的那些八旗兵，也已经接令，回师北上。”

“难道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够对付得了我们的士兵？”王敬哧笑道，一脸的不屑。“治军不严，训练松垮，姑息成风，就他们如此糜烂得比绿营还要不堪的八旗兵，也能叫军队？早在数十年前，八旗就不可用，如今，难道乾隆老儿真以为八旗不满万，满万不可敌？笑话！”

确实是笑话，至那顺治之时，八旗就已经差不多全变成渣了。八旗制度规定军职世袭。兵员都从旗人子弟中选募，旗人不得与汉人通婚，以保持血统的纯洁；初级军官主要靠世袭或由官学中学习满汉语言、骑射功夫的八旗军官子弟中间选拔。属于中级军官的佐领，有勋旧、世管、互管、公中诸种，除公中佐领外，都是由某一个或几个世家子弟承袭。高级将领如都统、副都统全都由满洲贵族世代垄断。

由于世袭范围十分广泛，八旗军职的升迁失去了竞争力，失去了公正性，使得八旗军官队伍中充斥昏庸无能、不思进取之辈。特别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经历及战争阅历的皇亲国戚担任大军统帅。这些人从小生长在深宫官府之中，过惯了骄奢**逸的生活，大多不具有担任军队统帅的素质，却硬被置于关系到战争胜败、国家安危的重要岗位上，由此往往埋下失败的种子。

清军在征讨噶尔丹、平定准噶尔等作战中屡次受挫，都是由于任用了昏庸无能的八旗贵族做主帅所致。比如清军对准噶尔用兵时，雍正皇帝先后派出怯懦无能、寡谋鲁莽的满族贵族傅尔丹、马尔赛为将。

结果损兵折将，一败涂地。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当的教训，反而极力庇护败军之将，迁怒于汉人将领。赐给傅尔丹御带，却将汉人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关进监狱，将汉人署宁远大将军纪成斌处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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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八旗将领不仅无能，而且怕死，在战场上闹出不少笑话来。康熙年间的乌兰布通之战，担任前敌将领的正白旗副都统色格，临阵怯战，推托中暑而下马。他的家人说：二品大员如此临阵退怯，将来回去有什么脸面见人呢？又把他扶上马。色格却再次从马鞍上滚下来，躲进草丛。等到打完仗回营时，还是浑身战栗不已，身穿甲胄、蒙着大被抖到天亮，一时传为军中笑谈。封闭的用人制度所带来种种不利影响，从上述例子中可见一斑。

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，八旗大军顿兵昆明坚城之下，不思进取。汉人将领赵良栋欲发动进攻，即遭到定远平寇大将军彰泰的反对，理由竟是“皇上豢养之满州，岂可轻进，委之于敌？”其实不仅彰泰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皇帝在历次南北战争中都有不愿多用八旗兵的想法。

如乾隆三十二年征缅甸之役，用兵两万五千。其中绿营兵两万名，八旗兵仅三千人，绿营兵数多于八旗八倍有余。乾隆五十二年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，用绿营兵一万余众，八旗赴前敌者仅百人。绿营出兵人数较八旗多出10倍有余。即使如此，派八旗军上战场，打仗时也往往是由绿营兵甚至临时招募的勇营兵打头阵，八旗兵在后跟随，到时候，战功之重皆为八旗兵丁所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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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从清朝统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计逃避上战场，只满足于在平日的操演教阅中走过场、摆花架子，以领取粮饷度日。清后期，八旗官兵除了蒙古、吉林、黑龙江马队还稍能打仗以外，京营八旗和各驻防八旗大都是兵无缚鸡之能，将无才智之士。而那荆州旗营官兵甚至连自己军营中的财产都保护不了，还需要花一大笔钱雇人替他们站岗放哨，以防止小偷偷窃财物，由此不难看出其军事素质之低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