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干就干。本着就近的原则，在安仁村招收了三十人的本地青壮年加入护院队伍；从京中西效流民中选了十个身体强健的加入商社的护卫中。

费用是相当的低廉：本村人一个月只要一贯钱，外加供吃就行；京中的流民要求更低，供衣食住就可。

没办法，百姓太穷了。

要知道随着一系列恶法的行使，原先括田所还只限京东西路一带，后来杨戬见来钱容易，更加变本加厉。京东东路、京西北路…都陆续有酷吏配合着大展鸿图，反正闹的是赵宋家的天下。

这导致失地的农民越来越多，从到东京讨生活的人逐日增加可知。安仁村民的日子也不好过，虽说靠近帝都，但税赋一个都不少。

不要被宋朝gdp世界第一骗了，也不要总以为宋朝百姓的生活是很优雅的，那是中产以上阶级。

宋朝承袭了五代十国大部分的赋税法，仅对其中少部分苛政急税进行了修改，出于稳定社会的需求，这固然是一种惯常使用的手段。在“重农仰商”的自然经济时代，土地是税收的大头，宋朝的“田税”分为夏秋两季进行征收，由于承袭了五代十国的赋税制度，其也导致不同地区的赋税征收情况不尽相同。

譬如其所谓“天下之通法”是按照亩税一斗，但在江南一带执行的是依照土地品级来征收赋税，按照“夏钱秋米”的税收制度，中等田亩征税钱四文四分，税米八升，下等田税钱三文三分，税米七升四合。在田税的基础上，又增设了所谓的“加耗”，即附加税，其税收比例竟然比田税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劳动者在缴纳公粮的同时，还需要另输“头子钱”，即类似于我们如今常说的“份子钱”，这份钱一半归于官员，一半纳入公库，这在宋代各州县都是一种普遍的做法。而在南方地区，宋朝还规定农民每上缴一石米，还需另加二升为鼠雀耗，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把官方的责任转嫁到农民身上，因此形成所谓“加耗之外，更出一斗”的情形。

因此附加税便远比田税反而更加沉重，所以加耗又被叫做“润官”，实际上暴露的就是宋代附加税胡乱征收，名目繁多的现象。其情形或公开，或隐秘，往往造成“一石正苗，非三石不可了纳”，也就是说农民原来只需要上缴一石的税收标准，但往往由于附加税的存在不得不付出超过三石的赋税。

此外，在交税上，在征收之外还发明了一个新花样，叫作“折变”。比如江浙地区，一斗小麦折算成34文的税，但地方发运司部门却把规定改成将小麦折算成钱，每斗小麦折算成94文的钱，结果是百姓的负担变成以前的3倍重。

除了“折变”以外，还有“支移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