宇文温考虑过这个问题，但当他仔细一研究，发现要立《民律》，比立《商律》困难多了。</p>

甚至比登天还难。</p>

原因很简单，封建王朝的社会土壤，根本就不可能让《民律》（民法）这种“杂草”长起来。</p>

如果要立《民律》，可以说要将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、社会秩序甚至统治秩序掀翻，宇文温觉得自己要是敢这么做，等同于在大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宣布自己不是人，是猴。</p>

甚至只是放出立法的风声，过不了多久，就会有谏官抬棺上朝死谏：皇帝发疯，这么下去必然礼乐崩坏，不劝不行了！</p>

抬棺死谏这种事要是发生，等同于宇文温被当众打脸、声望骤跌，因为只有暴君或昏君才有这种待遇。</p>

大象年间，天元皇帝宇文赟施政昏庸残暴，就有铁骨铮铮的乐运抬棺死谏，宇文温可不想和宇文赟这鸟人享受同等待遇，行事自然是要慎之又慎。</p>

毕竟有句话说得好：领先时代半步是天才，领先一步就是疯子。</p>

宇文温明白，立《民律》一事难如登天，因为现实之中没有《民律》存在的基础，原因很复杂，但也能概括出几个来：</p>

其一，儒家思想强调“重义轻利”，这种价值观让义和利对立起来，认为义高于利，认为获取财富必须遵守伦理道德，甚至主张义可以取代利。</p>

自西汉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，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就愈发深入人心。</p>

无数人舍生取义的事迹被传为美谈，而在义面前，正人君子耻于谈利，所谓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人们的权利观念极为淡薄。</p>

那么，律法自然而然就排斥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主张。</p>

其二，“古代”有“礼”，礼和法结合成为礼法。</p>

礼法规定了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，礼所包含的宗法，又规定了贵**上下、长幼有序等等，礼法存在于各个阶层，社会是宗法社会。</p>

上至朝廷，下至村落，礼法（宗法）约束着民事行为。</p>

族人之间有利益纠纷，自然有宗法来调解；族人和外人有利益纠纷，自然有宗族出头；宗族和宗族之间有利益纠纷，要么是官府“春秋决狱”，要么就是宗族械斗。</p>

所以，在宗法社会，官府对于发生在民间的婚姻、财产、土地、财物纠纷，可以通过乡里乡亲、宗族的干预予以平息，这让地方官省了许多事，避免了许多诉讼。</p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