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放在大衣口袋里的手，无意识地攥紧了那个小小的、冰冷的速效救心丸药瓶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过了好几秒，他才极其艰难地、从喉咙深处挤出一丝干涩嘶哑的声音，像是破旧风箱的喘息：

“……县长，这个……体恤……我……明白了。”

谈话似乎已经结束。按照“正常程序”，他此刻应该起身告辞，带着这份屈辱和绝望离开。但胡延坤的双腿如同灌了铅，沉重得无法抬起。我知道，他这一走，儿子胡玉生就真的完了。什么“组织程序”、“依法处理”，在冰冷的现实面前，都意味着那个年轻人将面对漫长的牢狱之灾。

巨大的无力感和一个父亲最后的本能，压倒了胡延坤所有的自尊和算计。他喉结剧烈地滚动了几下。声音干涩嘶哑，甚至有些结巴：

“县……县长……”他艰难地开口，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，“这个……我……我明白了。组织上的考虑……我理解，也……也接受。”他顿了顿，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，才挤出后面的话，“只是……我们家玉生……您看……能不能……也……也高抬贵手？”

他避开我的目光，眼神飘忽地看着桌面上的茶杯，仿佛在对着空气说话，声音越来越低：“他……他年轻，不懂事，一时糊涂……犯了错。但……但他本质不坏啊！县长！他……他肯定支持划转！我……我也支持划转！这是大局！只要……只要您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一定……一定戴罪立功！把知道的都说出来！把该退的钱……想办法退出来！他……他……”

胡延坤的声音哽住了，后面的话再也说不下去。他双手紧紧抓住膝盖上的军大衣下摆，仿佛随时会支撑不住。那副模样，哪里还有半分政协的威严，只剩下一个为儿子前途耗尽心力、走投无路的可怜父亲。

我静静地听着，脸上没有任何波澜，我没有立刻打断他语无伦次的哀求，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同情或厌恶。直到他的声音彻底沉寂下去，我才缓缓开口。

我的声音依旧沉稳平和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现实感，说道：“延坤啊，”我的声音不高，却清晰地穿透了他的喘息，“您的心情，我理解。为人父母，舐犊情深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”

我话锋一转，语气变得凝重而务实：“但是，玉生同志的问题，不仅仅是‘一时糊涂’、‘年轻不懂事’那么简单。他作为石油公司的主要负责人，公司账面上巨大的石油损耗，高达两千多吨，价值几百万的国家资产不翼而飞；还有那笔四百多万的设备采购款，设备不见踪影，钱款去向不明啊。这些，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事实！”

我的目光锐利起来，又道：“这些损失，是国家财产的巨大流失！是东洪百万人民的血汗！这个责任，总要有人承担！组织上处理玉生同志，不是针对他个人，而是要对历史负责，对人民负责！”

我顿了顿，加重了语气：“至于您说的‘退钱’、‘戴罪立功’……延坤，工作组进驻石油公司已经多久了？县委县给了玉生同志多少时间？多少机会？他躺在医院里，工作组多次沟通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甚至承诺只要主动交代、积极退赃，组织上会考虑从宽处理。可是结果呢？”

我微微摇头，脸上露出一丝深沉的无奈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：“时至今日，玉生同志除了喊冤叫屈，可曾主动交代过一笔赃款的去向？可曾主动退回过一分钱的赃款？他所谓的‘支持划转’、‘戴罪立功’，体现在哪里？县里……也很为难啊。”